孫宅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六個理由》

抗日戰爭史：論南京大屠殺為何沒有像猶太人大屠殺那樣產生國際影響

抗戰史：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名單及誤埋數據

抗戰史：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殺的歷史

抗日戰爭史：1937年南京保衛戰（上）血色孤城（2021版）

抗日戰爭史：1937年南京淪陷后國民黨軍隊自發抵抗史（2021年版）

抗日戰爭史：1937年南京大屠殺安全區暴行

詳細史料請查閱上述文章，本文不再贅述。

世界上有關南京大屠殺最權威、最經典的書籍是《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世界上有關南京大屠殺最權威、最經典的書籍是《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一、南京大屠殺的時間和地理范圍

1997年，孫齋蔚教授主編的《南京大屠殺史》首次提出，大屠殺的開始時間和地點應與日軍進攻南京的時間和范圍相聯系。 2010年，張先文牽頭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匯編》，最終在海峽兩岸學界達成統一共識，即南京大屠殺起始時間是“1937年12月5日—1938年3月”，屠殺區域為“當時南京市政府所轄市內7個區(包括下關和總理陵區)和浦口中、孝陵衛、燕子磯、上新河、陵園5個郊區，以及南京周邊的烏龍山、棲霞山、龍潭、江寧、句容、溧水、淳化、虎丘、秣陵關、牛首山、江浦、六合、湯山、孟塘、江浦等地”。 由此可見，只有在上述屠殺開始日期和范圍內放下武器的國民黨戰俘，才可以算作被屠殺的同胞。

目前國內不少媒體所稱的“從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1月，持續了六周”的說法是錯誤的。

二、日本發動南京大屠殺的六大原因

（1）日軍本身的殘暴殺戮作風，旅順慘案、濟南慘案就是典型例子。

（2）南京是當時中國的首都，是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具有極其重要而特殊的政治、外交和軍事意義。蔣介石在作出保衛南京的決策時說：“南京是一座必須保衛的孤城，面對上級、下級、國家和人民，都是十分困難的。”日本企圖通過在南京進行殘酷的大屠殺，迫使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投降，來破壞中國人民的抗戰意志。

（3）國民黨軍隊在淞滬會戰和南京會戰中拼死一搏，給日軍造成了重大傷亡，粉碎了日軍“三個月攻克中國”的幻想。淞滬會戰中日軍傷亡約十萬人，南京會戰中日軍傷亡一萬余人（一說一萬八千人），使日軍官兵產生了強烈的仇恨，并最終對國民黨戰俘進行了報復。

（4）南京保衛戰時，城內留守國民黨軍七、九萬，大部分投降或被俘，而當時城內日軍約有十萬，這給日軍造成了極大的不安全感，因此日軍先是大肆屠殺國民黨戰俘，在軍隊中掀起殺戮狂潮，進而又給普通百姓帶來災難。

（5）日軍物資匱乏，下令就地征糧，結果造成了為征糧而進行的屠殺。這也是日軍屠殺國民黨戰俘的主要原因。

（6）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后，連連勝利，驕橫無禮，罔顧國際公約，肆意屠殺中國無辜軍民。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遇難者墻

三、南京大屠殺“三十多萬人”統計依據

早在1944年2月，重慶國民政府就成立了敵情調查委員會，以后相繼成立了抗日戰爭損失調查委員會、南京敵情調查委員會、戰犯處理委員會、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 經過三年廣泛收集民間證言、證據，形成了1947年國民政府國防部戰犯審判處發布的《谷久夫戰犯案判決書》和《南京大屠殺案卷》，首次提出了“三十余萬人說”，即“被日軍用機槍集體槍殺、焚燒的俘虜軍民共計十九萬余人，包括單耀廷在內，加上慈善團體掩埋的零星屠殺者尸體十五萬余具，遇難者總數達三十余萬人。”1983年底，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政府重新啟動了對南京大屠殺的全面調查研究。 又經過四年多的努力，調查登記了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幸存者、目擊者1756人。同時，我們收集、整理了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檔案館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武漢、重慶、成都等地圖書館收藏的有關歷史檔案和報刊，并組織南京大學、南京師范大學、蘇州大學、江蘇省社會科學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檔案館、南京地方志辦等專家學者反復論證，最終確認了“三十多萬”的說法。

之所以采用“30多萬”這個籠統的說法，是基于國際學術界“寧可粗略，不可詳細”的原則，為日后進一步研究和總結留下了一定的空間，同時也否定了此前的10萬、20萬人的說法，將傷亡人數界定為至少30萬才具有科學性和嚴謹性。同樣，在對二戰德國屠殺猶太人的研究中，目前國際學術界也統一采用“600多萬人說”，德國柏林修建的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和紀念碑群也采用了這一數字。事實上，截至2017年5月，仍有130多萬遇難者姓名不詳。但這并不影響“600多萬人說”的權威性。 因此，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三十多萬”的說法符合國際學術界的研究標準，是無可爭議的。此外，1987年以來，國內外涌現出大量日本學術界的研究成果、歷史文獻和老兵日記、德國、美國、英國等國的檔案文件以及新發現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證詞；還有《拉貝日記》《東史郎日記》《魏特琳日記》等一批有影響力的外國人士的日記。這些新的歷史文獻研究成果，證明了“三十多萬說”的權威性。

4. 外國媒體首次報道南京大屠殺真相

1937年12月15日，《芝加哥每日新聞報》在頭版向全世界報道了南京大屠殺，并首次使用了“南京大屠殺”一詞。“我們離開南京時，看到的最后情景是300名中國人在臨江的城墻前被有序地處決，尸體齊膝深。”12月17日，《紐約時報》記者蒂爾曼·杜宇從“奧虎”號軍艦發來專題報道：“屠殺平民的現象極其普遍。星期三（12月15日），外國人在城內走動，發現每條街道上都有死去的平民，其中有老人、婦女、兒童。”“日軍的搶劫已經達到洗劫整座城市的程度，幾乎每家每戶都被日軍闖入，他們經常在軍官的眼皮底下隨意搶劫東西，日軍還強迫中國人背上搶來的物品。” 陸東平譯，《南京大屠殺：英美兩國目擊報告》，紅旗出版社，1999年，第74頁、第86-87頁。

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最早報道南京大屠殺的是外國媒體，甚至“南京大屠殺”這一術語也是外國媒體最早提出的，說明早在1937年12月，外國媒體就已經對南京大屠殺的事實達成了共識。所謂“南京大屠殺”不存在的說法，完全是歷史虛無主義者杜撰的謠言。

5. 新中國成立前，南京大屠殺對世界的影響比納粹大屠殺更大

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蔣介石是在1938年1月底才得知南京大屠殺真相的。1938年1月22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日寇在北京殺戮奸淫，始終未停，陷于泥潭，無路可走，吾同胞苦不堪言。”1938年3月5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敵軍幾乎把南京附近的男子全部屠殺殆盡，慘痛至極。”這迅速激起了蔣介石和國民黨報復的怒火。中蘇空軍以及隨后的中美聯合空軍開始對南京日軍進行連續轟炸；南京周邊敵后國民黨游擊隊、新四軍及第三方武裝也不斷對日軍進行襲擾。 同時蔣介石命令組織外宣部和軍委政治部，向世人充分揭露、宣傳南京大屠殺的真相。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國際宣傳部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把日軍官兵自拍的暴行照片作為大屠殺的鐵證，寄給國內外各報刊發表，起到了極大的宣傳作用。1938年3月，該組織派出4位國際友人到日本東京，秘密向日本民眾宣傳大屠殺的真相。同時，在得知廷伯利完成了英文著作《戰爭意味著什么：日本在中國的暴行》后，國際宣傳部派員前去拜訪，一方面支持廷伯利在英國出版該書的計劃，希望他能去美國出版該書，另一方面與他商議購買該書中譯本的版權和該書的英文稿。廷伯利大方地答應了，并把英文稿的復印件送給了國際宣傳部。 國際宣傳部立即組織晝夜翻譯工作；6月中旬，國際宣傳部專門邀請軍委政治部第三任主任郭沫若為中譯本寫序。為了迅速出版此書，擴大影響，蔣介石下令軍委軍械部撥款出版印刷，《掃蕩報》對此給予了大力支持。印刷完畢后，國際宣傳部決定以“漢口國民書局”名義出版，譯者署名為楊明。1938年7月“七七”抗戰一周年紀念日前夕，幾乎與該書英文版在倫敦出版同時，正式出版發行；首批印數為1萬冊。到同年9月20日，該書共印數為6萬冊。 國民政府西遷重慶后，該書再版，總印數達十萬冊。該書還被譯成日文，以《所謂的戰爭》為題出版。該書初版時由日本著名反戰作家青山一夫作序，并附有大量日軍暴行照片，在香港、上海及海外發行一萬冊。

同年1月，廷伯利與美國牧師喬治·菲奇剪輯了牧師約翰·馬吉拍攝的南京大屠殺錄像，并成功在美國和英國放映了揭露南京大屠殺的紀錄片《南京大屠殺》，該片成為南京大屠殺的鐵證之一。

還有國際宣傳部香港辦事處。為了向世界揭露日軍在華暴行，國際問題研究委員會組織著名專家徐樹熙編輯了三本揭露日軍在華暴行的英文書籍，即：The War Conduct of the Japanese（中譯本：《日本戰爭行為》）、A Digest of Japanes War Conduct（《日本戰爭行為要略》）和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ety Zone, Limited（《南京安全區檔案》）。這三本英文書籍成為當時揭露日軍在華暴行和南京大屠殺的最重要著作。國際宣傳部很快將它們出版，并在西方國家廣泛發行，在抗戰時期中國對外宣傳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11月15日，貨船“達爾弗拉姆”號駛入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堪培拉港4號碼頭。碼頭工人中傳出了這樣的消息：這艘船將裝載堪培拉港附近一家鋼鐵廠生產的生鐵，運往日本。而這些生鐵將用于制造日本侵華戰爭的槍炮彈藥。在當地碼頭工人工會南岸工會的組織下，堪培拉港180名碼頭工人拒絕向“達爾弗拉姆”號運送生鐵，達爾弗拉姆號船員隨后也加入了罷工。在當時澳大利亞政府、礦業巨頭力拓和日本政府的壓力和利誘下，罷工工人堅持了整整10周；最終他們成功迫使澳大利亞政府宣布不再向日本出口生鐵。 堪培拉港工人的罷工得到了國民政府外交部的協助，并堅持到了最后。這一事件迅速在美國、加拿大、歐洲的華人、當地民眾和海外華僑中引起巨大反響，各國紛紛發起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南京大屠時間，聲援中國抗日侵略，反對日本暴行，在西方世界掀起了同情和支持中國抗擊日本殘暴行徑的浪潮。這沉重打擊了日本政府的國際形象，日本外交陷入了更加孤立和危險的境地。這形成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第一次國際傳播浪潮。

此時德國雖然采取了迫害猶太人的政策，但并未進行大規模屠殺。1941年隨著蘇德戰爭的爆發，德國開始大規模“清洗”歐洲猶太人。但由于保密性以及外界更關注歐洲的戰事，直到1945年1月蘇聯解放奧斯維辛集中營后，大屠殺暴行才被公開，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隨著德國的戰敗，世界開始研究二戰中的猶太人大屠殺。但影響和力度都不如南京大屠殺。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戰后的日本政府在美國的操縱下，與所謂臺灣當局非法簽訂“和約”，對新中國實行敵視政策。因此，20世紀50年代以后，南京大屠殺進入歷史教科書。如1950年出版的黨史教科書《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草案）》和1957年出版的“人教版”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第四卷，均有關于大屠殺的內容。此后，各大學編寫的《中國近現代史》教科書也都收錄了關于南京大屠殺的章節。但由于抗美援朝、兩岸對峙和新中國建設等原因，國內對南京大屠殺的調查基本延續了國民政府調查的結果，并未重啟調查。 對外宣傳也遭受到長期封鎖，極其有限，難以發揮成效。

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隨著中蘇“惡化”和“聯日抗蘇”，“南京大屠殺”的宣傳完全被政治所左右。在“反對美國支持和武裝日本”等口號聲中，國內甚至出現了“反對美國支持和武裝日本”的聲音，甚至有謠言說南京大屠殺是“美蔣聯合污蔑日軍軍紀不嚴”。“南京大屠殺”常常和“美帝國主義”聯系在一起，最典型的就是救助難民的歐美朋友被誣陷“被美國鬼子點名，被日本鬼子處死”。 例如，金陵大學貝德斯教授被誣陷為“當時參與了南京大屠殺，他一方面向金陵大學的同學們傳播親日思想，另一方面又勾結日寇，以‘招工’的名義把大批中國難民交給日寇，讓日寇對他們進行集體屠殺”（《金陵大學對美帝國主義的控訴》，《人民日報》1951年1月31日）；其實，在南京大屠殺期間，貝德斯先生曾參與保護南京國際安全區中國難民的行動，他也是南京國際安全區委員會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后來還擔任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委員、主席；他保護過無數在南京的中國人。

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出于與日美建交、抵抗蘇聯的政治考慮，放棄了對日本的訴求，刻意淡化對南京大屠殺等日軍暴行的宣傳，導致國際上對南京大屠殺的宣傳和調查再度陷入停滯。如梅若愚的《論谷久夫、松井石根與南京大屠殺》一文，被指責煽動“民族仇恨”、“鼓吹戰爭報復”。

加之各種運動的沖擊，大量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及南京保衛戰烈士遺址、陵園被徹底摧毀，大屠殺幸存者及南京保衛戰老戰士再度遭受迫害，給南京大屠殺研究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巨大損失，可以說，南京大屠殺在中國早已是一段被遺忘或被刻意抹去的歷史！

當時正值文革風波，戰后，美、英、法等西方國家開始同情猶太人，戰敗國德、意也對二戰罪行幡然悔悟，努力重新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全力支持猶太國家復國，但由于猶太人忙于復國，對大屠殺的研究、保護和宣傳則沒有下太大的功夫。直到1967年中東六日戰爭，以色列才取得大勝。在中東站穩腳跟后，開始利用西方世界的同情和美、英的支持，出于全球戰略考慮，以及世界各地猶太人的支持，全力推動對猶太人大屠殺歷史的調查、研究、保護和宣傳，其影響力很快超過了南京大屠殺。 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上涌現出170多部猶太人大屠殺影片，對二戰猶太人大屠殺歷史的全球傳播與宣傳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并迅速成為世界學術界的研究熱點。

六、蔣介石、唐生智等未在南京同日軍進行決戰，是為了避免陷入“速戰速決”的陷阱

1937年6月，國民黨軍隊總兵力只有170萬人（其中約19個德制速訓師，30萬人；但只有中央教導團是標準的德制速訓師，還有30個國制調整師），其余都是中央軍和地方部隊的雜牌部隊，重武器彈藥嚴重不足。中國海軍120余艘艦艇總噸位只有6萬噸左右（一說近7萬噸），中國空軍可起飛飛機305架（實際編隊序列只有296架，只有100多架先進的鷹式III，其余都是老式飛機，型號繁多多樣，配件基本都是進口的）。

工業強國日本擁有約448萬士兵（可立即動員199萬），日本海軍總噸位達190萬噸，是國軍的20-25倍。日本陸海軍航空兵擁有飛機2200余架（另一說法是2625架，其中大部分是先進戰斗機），是國軍的近10倍。

南京保衛戰前，國民黨軍隊在淞滬會戰中傷亡30余萬人，華北抗戰中傷亡約30萬人，損失兵力占總兵力的三分之一。國民黨軍隊在南京保衛戰中的作戰序列，都是從淞滬會戰中撤退的部隊，損失慘重，精疲力竭，短期內根本無力組織大規模會戰。白崇禧建議將南京定為不守城，得到了包括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法肯豪森在內的大多數將領的支持。

如果把主力集中在南京與日軍決戰，就等于放棄了華北、華南和西北。華北日軍將趁機大舉進攻，破壞淞滬會戰，制定“誘敵東進”計劃，整個華北淪陷，同時在華南兩廣地區登陸，向西南、西北地區挺進。中國抗戰大后方的“川、桂、陜”根據地將面臨失守的危險。西南大后方一旦失守，中國將無法實施“堅守以待變”戰略。

南京沒有戰略縱深，三面受敵，退無可退，日軍又牢牢掌握著海上和空中優勢。國軍在南京與日軍決戰必敗，最多像淞滬會戰那樣，大量斃傷日軍。但不能給日軍主力以根本打擊或全殲，反而會讓剩余主力全部戰死。綜上所述，南京決戰只能落入日本“速戰速決”的陷阱，只有“堅守以待變”、“以空間換時間”、“積極擁抱主流社會”才是戰勝強大日本的最佳策略。

7、國際安全區和國際友人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日軍的暴行，但是并沒有阻止大屠殺。

近十幾年來，國內媒體和民間組織對南京大屠殺國際安全區的故事和留在北京的外國友人的英雄事跡進行了嚴重的夸大和簡單化報道，錯誤和遺漏之處也不少。這導致很多中國人誤以為安全區能保證中國難民的安全，以為拉貝等人曾拯救過20多萬中國人的生命。

事實上，拉貝等人確實保護了不少中國人，安全區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日軍的暴行。但無法阻止日軍的暴行。日軍居然無視安全區的存在，日軍不僅經常在安全區進行大屠殺，還將安全區當成妓院，公然強奸、輪奸中國婦女。比如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沃特林）大屠殺時，日軍軍官就經常開車進入學校綁架中國婦女，這些婦女基本上再也沒有回來。

拉貝先生在日記中記載了1937年12月16日發生的慘劇：“我們剛剛聽說，數百名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被拖出安全區并被槍殺。其中，安全區的50名警察也被按軍法處決，據說原因是他們放走了中國士兵。”

此外，國內媒體對安全區難民收容所數量仍使用“25所”這一錯誤說法，實際難民收容所共有37所，包括由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管理、協助或監督的難民收容所26所，以及其他有名稱和記錄的難民收容所，共計37所，其中大部分負責人為中國人。

8.南京淪陷后，南京軍民進行了自發的反抗，但這不能成為日軍進行南京大屠殺的借口

由于參加南京保衛戰的國軍有15萬余人（一說12萬），基本都是淞滬會戰的殘兵敗將，還有連基本訓練都沒有的新兵。而參加此次戰役的日軍有10余萬人，包括精銳的第三師團、第六師團（王牌中的王牌）、第十三師團、第十四師團、第十六師團、第十八師團（叢林之王）、第114軍南京大屠時間，武器裝備精良，彈藥充足，又有空中優勢。從數量上看，南京軍民不可能像國內網上傳言的那樣，以6：1的兵力優勢壓倒日軍。

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的組織，在Nanjing中陷入困境的民族主義軍隊的抵抗是零星的，但他們絕對抵制了大多數士兵，因為他們的大多數人都可以在士兵身上，所以他們的士兵們都可以在其他手中，因此， ize抵抗最終，民族主義軍隊的軍官和士兵通常低估了日本軍隊的殘酷行為；換衣服藏在安全區之后，日本軍隊從未停止尋找安全區。 如果發現年輕人和中年人“在額頭上有老虎和帽子痕跡，他們將被帶走并殺害。

至于日本右翼的聲稱，中國士兵的抵抗力量引發了大屠殺，這完全是胡說八道和無恥的詭辯。

9.張·丘魯（Zhang Chunru）點燃了關于南京大屠殺的第二波宣傳，但她的作品包含許多錯誤和遺漏。

張楚魯（Zhang Chunru）的祖先是江蘇省（Huai'an），是一位中國的新聞工作者，她在1994年受到她的父親的影響。在世界大戰期間，在世界上引起了世界的轟動，并再次使國際社會完全理解南京大屠殺的真相。

然而，由于她的長期收集了納吉大屠殺的證據，她震驚了她的沮喪，再加上日本右翼的長期威脅和騷擾，她于2008年11月9日在美國自殺。在公園的低墻上，圣何塞是張楚魯（Zhang Chunru）的著名說法：“單詞是保留靈魂本質的唯一載體”。

此外，應該指出的是，在歷史社區中，張志魯（Zhang Chunru）的作品是一個主要的爭議。然而，她的作品的科學和嚴格性。

10.在大屠殺之前，南京有60萬至70萬人

南部政府于1931年12月12日頒布了家庭注冊法。但是，直到1943年才實施。在此期間，所謂的家庭政府的家庭注冊管理是由警察和Baojia制度進行的，因此在中文中不僅在中文中進行了審查，因此不僅在中文中進行了研究。國防的家庭注冊法，大多數士兵都是流浪者，因此，即使他們被殺死或放置在其他地方，也不會構成社會問題。士兵和平民被困在南京。 目前，學術界只能給出600,000至700,000的一般數字。